【大钊先声】李大钊与宋仲彬的革命友谊

李大钊和宋仲彬的友谊自1900年开始，直到1927年大钊牺牲。在大钊光辉的38年中，宋仲彬是与他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之一，而李宋两家的交住则一直发展到今天。

宋仲彬名毓磷，又名益民，乐亭县井坨侯庄人，1884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其祖父宋庭荫与广荫、森荫三弟兄被乡人誉为“同胞三孝廉”，由仕途归隐后，置下田产，经商课子。其父宋伟远（字静仁），系生员，著名乡绅。他弟兄四人，一个妹妹，仲彬行二。

仲彬先娶妻李氏，生子汝意、汝谦，均少年夭折，1939年又娶妻宋颜顺，无子嗣，乃过继三弟毓琨之子汝良为继子。1948年，仲彬于家乡去世，终年64岁。

求学宋家馆

1900年，年仅11岁的李大钊拜别年迈的祖父，来到宋家学馆，随黄玉堂先生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求学生涯。

素有“文化县”之称的乐亭县，人民普遍尊崇知识。历史上曾出过数位翰林、国子监老师，也培育过状元。因读书出仕而兴起的大家有十几个，其中有名望的也有三四家。李大钊到宋家求学，是有原因的。

1、做为书香门第的宋家，其发迹完全是科举考取功名所致，“专心课子”做为一条祖训被宋家先人们规定并流传下来。宋仲彬的父亲做为读书人继承了先人惜才爱才的品格。大钊初到宋家时，曾被其当场考试，大钊以一文《雪》使宋伟远大为赞叹，不仅当场答应留下，还破例陪大钊用饭。饭后，宋伟远叫来族中子弟，把大钊介绍给他们，并当众夸奖了大钊。

 2、宋李两家有亲戚。宋仲彬的姑姑是大钊的族婶。宋家原居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现存的大槐树南有宋家的祖坟。

3、大钊的父亲李任荣是个嗜读书、写好字的科举童生，他与宋伟远互相仰慕，因而交好。

学友情深

 11岁的大钊初到宋家学馆就读时，人生、地生，一切都很陌生，顽皮的同学有时不免开他的玩笑，但他总是彬彬有礼，谦让三分，把精力全部用在学习上，在书本里寻找自已的理想，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学习成绩很快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长大钊5岁的仲彬有一副济弱扶贫的热心肠和雄健的体魄。他敬佩大钊的聪明和刻苦学习的精神，经常在生活上和物质上帮助大钊。在同学们取笑大钊时，他总是挺身而出。四年的同窗生活，二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并互相换了帖，结为盟兄弟。仲彬居长，大钊称他二哥。

由于大钊聪明伶俐。学习用功，对人又谦恭有礼，宋家上上下下大人小孩都喜欢他，怜惜他，照护他。对这个幼年失去双亲的孩子，从各方面给以优待。针黹好的仲彬三弟妹还经常给大钊缝制衣服。

志同道合

 少年的仲彬和年少的大钊都具有叛逆思想，这也是他们由总角之交发展成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的主要原因。

 仲彬自幼喜武好动，长大后经常骑马打猎，练就了精湛的骑术和准确的枪法。个性倔犟的他不听大人的劝阻，经常骑马去滦县等地游玩、打猎，有古骑士的风度。他这种叛逆性格伴随了他一生。

 大钊于四岁启蒙，到宋家学馆时已颇通文理，情感亦日渐丰富，爱憎也逐渐分明。他自已有“在襁褓中即失怙恃”的不幸遭遇，又眼见社会上贫富的悬殊差别及许多劳动人民缺衣少食，在他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痛恨这黑暗的社会。因此，在1903年腊月年终考试完毕，黄玉堂先生讲述洪秀全造反，“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时，大钊说；“我长大了要效法洪秀全。”话出自14岁的大钊之口，震惊了黄先生和同学们。但这不是大钊的偶然之言，而是他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例佐证，也开始显露了伟人的非常气魄与鸿鹄之志。

 1905年大钊和仲彬同时考入永平府（今卢龙县城）中学堂。在这里，他们共同接受新学，接触新思想，能够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初步涉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为以后宣传并开展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1907年大钊和仲彬双双从永平府中学毕业。仲彬由于尚武，考入保定武备学堂。大钊则抱着再造中华的理想．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们此时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书信往来频繁，交流学习心得，畅谈对时势的看法是他们书信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大钊的思想日趋成熟，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大钊的影响下，仲彬也很快成为民主主义者。

 1910年，仲彬从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大钊及时去信，劝他去南方，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但他没有听从大钊的劝告，当了天津警备司令孙洪伊（字伯兰）的侍卫长。

辛亥革命后，南方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自孙中山回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在南京建立大总统府并宣誓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南方成了国民革命的中心和全国舆论的焦点。仲彬经过与孙伯兰的一段时间相处，认识到他只是政治舞台上的投机政客，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相左，又与自已救国救民的理想相去甚远。同时，由于大钊等亲友的一再相劝，他决然置孙许诺的天津公安局长于不顾，离津南下，担任了孙中山大总统府的后勤处长。

 此时，国民革命政府建立不久，外国银团不予贷款，国内财源又为军阀把持，财政十分拮据。仲彬在任期间，处处精打细算节省开支，对总统府度过困难时期做出了贡献。为此，孙中山对他的工作极为赞赏，并送他象牙筷子和颂扬他祖先的匾牌3块，以资鼓励。

1916年5月中旬，大钊弃学自日本回上海，参加反袁斗争。仲彬闻讯后，自南京专程去迎接大钊。他俩与白坚武等人在上海盘桓多日，研讨并实施反袁大计。袁世凯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中，于6月6日由惊吓而致死，反袁斗争宣告结束。7月11日，大钊与霍例白、宋仲彬乘通州轮离沪北上。大钊此行是应汤化龙、孙洪伊之约，赴京创办《晨钟报》，出任总编辑。定名《晨钟报》是大钊与仲彬等人在船上研究出来的，他想“振此长钟，以警醒国民”。

兄弟情长

自1916年8月15日大钊开始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并在北京立足后，仲彬每次由南方回来，都住在大钊处。1920年大钊把家眷接到北京后，他所住的西城石驸马大街后闸35号就成了仲彬在北京的落脚点。据李葆华回忆：1924年仲彬由南方北归后，在他家住了很长时间，直到他父亲11月由苏联回国。这段时间大钊是受中共中央委派，于6月中旬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料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

1925年4月，李大钊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苏联派驻广东革命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要求苏联向冯玉祥部派驻军事顾问。同时达成苏联对冯部的军事援助计划，有步枪（水连珠）、机关枪、大炮及弹药等，并定好了运输计划。5月上旬，大钊前往张家口，秘密进入冯玉祥部队辖区，与冯密谈。在冯部建立俱乐部，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研究孙文主义小组，开展建党工作。同时，介绍宋仲彬到冯部。由于宋仲彬勇敢善战，被冯玉祥提升为旅长。

后来，宋仲彬随冯玉祥在五原誓师，“九一八”事变后，随冯玉祥在察哈尔与日寇浴血奋战，收复失地，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1925年12月底，大钊第5次来张家口，亲自参加并主持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会上大钊被选为农工兵大同盟书记。在此期间．大钊和仲彬两个人常常在一起散步谈心，并经大钊提议，两人骑马在张家口的草原上合影留念。这张珍贵历史照片，一直由宋仲彬的家人保存，可惜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被无知的村民撕毁了。另外，大钊和仲彬于20年代初在仲彬家屋内合过一张影，两人坐在太师椅上，目视前方，似在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可惜这张照片也在“文革”抄家时遗失了。

李大钊与孙中山的交往是建立在互相了解、互相信赖的基础上的。对他们的交往，宋仲彬从中起了他能起到的作用。仲彬在大总统府任职期间，除与大钊时常通信外，他们还见过几次面。在通信和面谈中，他们的话题总要涉及孙中山。仲彬就自已知道的情况详细地向大钊介绍孙先生的为人、事迹及轶事，使大钊对中山先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而仲彬在省亲完毕南归工作时，也有机会向孙中山介绍大钊的为人、抱负，使孙先生对已有耳闻的大钊有了较好的印象。1921年12月中旬，孙中山去桂林视察工作，仲彬随行。大钊闻讯后，去信要求会见孙中山。在征得孙先生同意后，大钊乘火车于22日抵达桂林。仲彬亲自去车站迎接，并为大钊安排好住宿。次日，孙中山与大钊会晤，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国共两党的情况，双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赖。1922年8月23日，大钊前往上海第二次拜谒孙中山，下榻在宋仲彬处。仲彬见大钊穿着朴素而略显寒酸的衣服，便说：“守常，你穿这样的衣服见逸仙先生是不合适的，走，咱们上街。”说着，拉起大钊来到成衣铺，为大钊重新购置了衣服。回来后，俩人了倾诉了离别情愫，畅谈国家今后的去向和革命的前途。大钊对仲彬讲了北方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介绍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发展，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大钊兴奋地说：“二哥，将来红旗一展，就是咱们的天下了。”后经大钊介绍，宋仲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北京，并大肆抓捕“共产党”。宋仲彬得知大钊处境很危险，危急之中找到李大钊，据李葆华回忆，宋仲彬恳切要求保护父亲出京，到他的部队暂避一时，父亲决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宋仲彬走后，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大钊搬到俄驻华大使馆继续工作。张作霖悍然不顾国际公法，于4月4日派人去俄大使馆抓捕了李大钊等人。叛变革命后的蒋介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4月28日，张作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将李大钊等20余人绞杀。宋仲彬闻讯后失声痛哭，他怀着异常沉痛的心情参加了冯玉祥为大钊举行的追悼会。后来，因冯玉祥的政治态度一度向蒋介石靠拢，而把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宋仲彬几经辗转，于1929年回到家乡，继续完成大钊未竟的事业。

情及后人    

       “九一八”事变后和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仲彬感于国耻，利用自已的资财和声望，积极从事抗日教亡运动。

   他把自家护院的枪支、子弹成箱地交给抗日政府，对当时在乐亭活动的京东特委、冀东特委的负责同志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及阎达开等都给过活动经费，每次几十元、上百元大洋。他还根据抗日需要，在自家后院秘密建立了军工厂，为抗日队伍制做手榴弹。为更好地开展抗日工作，了解乐亭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宋仲彬还和乐亭早期共产党员，乐亭东部党组织的负责人岳泽普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乐亭活动的共产党冀东地区负责人李运昌、李葆华、阎达开及乐亭党组织负责人李海涛、李晓光及大钊的次子李光华等都在他家隐蔽过。为保证我党各级干部的安全，宋仲彬大义灭亲，处决了他唯一的妹夫王惠民。王惠民是乐亭城北王庄人。王常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吸食鸦片烟。他经常向仲彬要钱买烟抽，仲彬恨他不学好，有时便不给他钱。当王窥知宋家大院里隐藏着共产党的重要抗日干部时，便以此威胁宋仲彬，扬言报告日本人，领赏钱，买烟抽。为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党的干部，防止王惠民在犯大烟瘾时情急告密，仲彬征得正在宋家隐蔽的乐亭党组织负责人李晓光等人同意，将王惠民诱至村外秘密处决。从此，为党消除了隐患。使宋家大院成为抗日的红色坚强堡垒，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宋仲彬还利用自已的社会关系，将县城内的知名人士田小斋（田杰）推荐给抗日政府做内线。田小斋曾为我方送过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其中有叛变革命、对抗日队伍危害最大的，李运昌司令员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除掉的叛徒何海、何亮兄弟。就是王小斋通知我方他俩来乐亭的消息，而将其逮捕处决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仲彬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曾赴察北参加“察北”会议，受到聂荣臻、李葆华等领导同志的接见与筵请，对他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6年，经上级党委研究决定，由中共乐亭县委组织部长李晓光同志经办，给宋仲彬接上了组织关系。鉴于他的特殊身份及为革命所做的贡献，确定他为“特殊党员”。

  1947年初，国民党92军21师大举进攻乐亭，师长郭会仓得知宋仲彬威高望重，欲请他出来为其效劳。郭遂命副官偕原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的堂兄石敬斋登门拜访宋仲彬。仲彬在弄清楚他们的来意后，一手拿着大烟土（鸦片），一手拿着剪刀，对来人说“我不给你们干事，如果你们非叫我去，我就先吞下大烟土，再用剪刀自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

  李大钊身为北大教授，又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师大等校的课程，收入是比较高的，但他把大部分工资拿出来做党的活动经费和资助贫困学生，致使他家里的生活一直很拮据。他的长子葆华上学竟交不起几元钱的学杂费。仲彬得知这些情况，多次给大钊家里钱，有时一次就给100块大洋。一年冬，李葆华由乐亭进修学校（乐亭一中前身）放假回家，特地绕道侯庄去看望仲彬。看着葆华身着单薄的衣服，仲彬当即拿出钱交给葆华，要他回家让妈妈给他买衣服穿。不料，葆华的钱在路上被土匪抢去，年少的葆华只得又回来，仲彬二次给了他钱。并派人护送他回家。

  大钊的次子光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乐亭活动过一段时间。光华与宋仲彬见面机会多，来往频繁，仲彬对光华也颇多照顾。1946年夏，光华带领工作组在新寨姜各庄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得了病。县长刘志一派人把他接出来后，因敌人活动猖狂，经常突袭搜庄，找不到安全合适的地方让光华养病。仲彬闻讯后，不顾危险立即派人赶着马车把光华接回自家。光华在这里得到了精心的照顾和调养，一直住了20多天，直到身体完全康复。其间，顽军一个营曾围住井侯庄村。当时，岳泽普也在宋家。敌营长要派人搜查宋家，仲彬利用自己的声望和特殊身份，大骂敌营长，并扬言去找老同事宋哲元（29军军长）、侯镜如（92军军长），敌营长见状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1946年春，李葆华任中共晋察冀监察局组织部长时，为感谢宋仲彬早年的照护之情，特地接他去张家口，并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陪宋仲彬观光。宋仲彬在那里住了七八天。当时葆华曾问宋仲彬：“二大伯，您对全国的形势怎么看？”仲彬以老军人特有的眼光说：“我们如果占了东北，全国解放就有希望了。”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与宋仲彬预料的一样，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势如破竹，很快解放了全中国。当宋仲彬回家时，葆华特地送他一件狐皮大衣，让他御寒。

  1989年，宋仲彬的继子汝良入党，去找李葆华打证。当时，75岁高龄的葆华正在生病，当秘书告诉他来人身份时，葆华痛快地接见了他，并扶病亲手写了证明材料。他说：“这些人入党，我非常关心，身体虽然不好，也应该见的。”

 为弘扬大钊精神，继承大钊遗志，铭刻大钊功绩，中共中央于1983年在北京万安公墓为李大钊烈士建立了“李大钊烈士陵园”，以供后人瞻仰。在大钊塑像旁20多米远，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墓碑，这是宋仲彬三弟宋毓琨及其家人之墓。这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墓碑及墓主却蕴含着李宋两家的交往之深，友情之重。